2022年度中国科技期刊优秀论文
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遴选结果

TOP100评选结果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风险评估中的价值
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风险评估中的价值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ＮＡＦＬＤ）诊断和风险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流行病学调查人群，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纳入３３１２例调查对象，将其分为ＮＡＦＬＤ组（９１３例）和非ＮＡＦＬＤ组（２３９９例），比较两组患者血脂水平。采用ＲＯＣ曲线评价ＨＤＬＣ在ＮＡＦＬＤ中的诊断价值，建立基于ＨＤＬＣ水平的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并采用ｔ检验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ＮＡＦＬＤ组患者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均高于非ＮＡＦＬＤ组［（５．２４±０．９２）ｍｍｏｌ／Ｌ比（４．９８±０．９２）ｍｍｏｌ／Ｌ，（１．９５±１．４１） ｍｍｏｌ／Ｌ比（１．１３±０．６８） ｍｍｏｌ／Ｌ，（３．３１±０．８４） ｍｍｏｌ／Ｌ比（３．０９±０．８４）ｍｍｏｌ／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２９、－２２．３８、－６．８４，Ｐ均＜０．０１）；但ＮＡＦＬＤ组患者血清ＨＤＬＣ水平低于非ＮＡＦＬＤ组［（１．３０±０．３３）ｍｍｏｌ／Ｌ比（１．６４±０．４０）ｍｍｏｌ／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４．９３，Ｐ＜０．０１）。ＮＡＦＬＤ患者高胆固醇血症、高三酰甘油血症、低ＨＤＬＣ血症和高ＬＤＬ-Ｃ 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４８．０％（４３８／９１３）、４４．８％（４０９／９１３）、３１．０％（２８３／９１３）和８２．８％（７５６／９１３），均分别高于非ＮＡＦＬＤ组的３６．８％（８８２／２３９９）、１３．２％（３１７／２３９９）、１０．５％（２５１／２３９９）和７１．８％（１７２３／２３９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４．６５、３８５．４３、２０６．１８、４２．３７，Ｐ均＜０．０１）。以ＨＤＬＣ女性≤１．６６ｍｍｏｌ／Ｌ、 男性≤１．３３ｍｍｏｌ／Ｌ为截断值，诊断ＮＡＦＬＤ的ＡＵＣ值（９５％ＣＩ）分别为０．７２０（０．６９３～０．７４７）和０．７０８ （０．６７９～０．７３７），灵敏度分别为７９．１％和７６．６％，特异度分别为５５．０％和５４．６％。根据ＨＤＬＣ建立的２个回归模型显示，女性低水平ＨＤＬＣＮＡＦＬＤ的患病率是高水平ＨＤＬＣ的４．５８４倍（９５％ＣＩ３．５３０～５．９４０，Ｐ＜０．０１），男性低水平ＨＤＬＣＮＡＦＬＤ的患病率是高水平ＨＤＬＣ的３．８９８倍（９５％ＣＩ３．０２０～５．０３０，Ｐ＜０．０１）。ＨＤＬＣ低水平组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和ＡＬＰ均高于ＨＤＬＣ高水平组［分别为２０．１０Ｕ／Ｌ （１４．４０Ｕ／Ｌ，２９．４０Ｕ／Ｌ）比１６．８０Ｕ／Ｌ（１２．７０Ｕ／Ｌ，２３．００Ｕ／Ｌ），１９．２０Ｕ／Ｌ（１６．００Ｕ／Ｌ，２３．７０Ｕ／Ｌ）比１９．００Ｕ／Ｌ（１６．００Ｕ／Ｌ，２２．１７Ｕ／Ｌ），２２．００Ｕ／Ｌ（１４．００Ｕ／Ｌ，３４．００Ｕ／Ｌ）比１５．００Ｕ／Ｌ（１１．００Ｕ／Ｌ， ２３．００Ｕ／Ｌ）和７１．００Ｕ／Ｌ（５９．００Ｕ／Ｌ，８５．００Ｕ／Ｌ）比６６．００Ｕ／Ｌ（５５．００Ｕ／Ｌ，８２．００Ｕ／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０．５３、－２．２０、－１４．１９、－５．８７，Ｐ均＜０．０５）。结论　血清ＨＤＬＣ水平与ＮＡＦＬＤ发病风险呈负相关，低ＨＤＬＣ者ＮＡＦＬＤ发病风险较高ＨＤＬＣ者显著升高。 　　
人工智能实时辅助消化内镜检出消化道隆起型病变的设备研发和临床评价
人工智能实时辅助消化内镜检出消化道隆起型病变的设备研发和临床评价
【摘要】　目的　研发消化道隆起型病变人工智能实时辅助消化内镜影像诊断设备（简称内镜人 工智能设备），并评价其性能和安全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７ 年１ 至１２ 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镜中心常规行胃镜和肠镜检查患者的内镜图像，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建立模型，研发内镜人工智能设备。２０１９ 年６ 至１２ 月采用前瞻性、单中心、盲法、平行对照研究设计，比较内镜医师和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同时评估同一例患者胃镜和肠镜下隆起型病变的差异性，评估内镜下病变大小（病变长径＜ ５ ｍｍ和≥５ ｍｍ）对内镜人工智能设备检出的影响。主要评价指标为内镜医师和内镜人工智能设备报告隆起型病变的时间差值，次要评价指标为内镜人工智能设备报告隆起型病变的准确度。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共７１ ５８２张白光内镜图像用于内镜人工智能设备训练，其中隆起型病变图像４１ ３７６ 张，内镜人工智能设备研制成功，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川械注准２０２０２０６００４９）。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判断隆起型病变的准确度为９６． ４％ ，灵敏度为９５． １％ ，特异度为９２． ８％ 。内镜人工智能设备每个胃镜下隆起型病变的检出时间比内镜医师快１． ５２４ ｓ，但每个肠镜下隆起型病变的检出时间比内镜医师慢０． ０７０ 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５． ５０５、－ ４． ３９４，Ｐ 均＜ ０． ０１），内镜人工智能设备每个胃镜下和肠镜下隆起型病变的检出时间均非劣效于内镜医师。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对胃镜下隆起型病变的检出率为８９． ９％ （２４９ ／２７７），灵敏度为８９． ９％ ；对肠镜下隆起型病变的检出率为8７． ０％ （４５０ ／５１７），灵敏度为８６． ９％ 。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对于胃镜下病变长径＜ ５ ｍｍ 和≥５ ｍｍ 的隆起型病变的检出时间差值、灵敏度和漏诊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 ０５）；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对于肠镜下病变长径≥５ ｍｍ 的隆起型病变的灵敏度高于肠镜下病变长径＜ ５ ｍｍ 的隆起型病变（９６． ８％比８４． ９％ ），且漏诊率低于肠镜下病变长径＜ ５ ｍｍ的隆起型病变［３． ２％ （３ ／９４）比１５． １％ （６１ ／４０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 ６１５ 和９． ６１２，Ｐ 均＝０． ００２）。内镜人工智能设备使用期间，患者与医护人员均无不良事件发生，无设备漏电、工作异常等缺陷。结论　该内镜人工智能设备可与内镜医师同时报告隆起型病变，准确度接近９０％ ，有望成为内 镜医师避免漏检隆起型病变的实用助手。 　　
外科肺活检在诊断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中的价值：单中心28年来疾病谱变化
外科肺活检在诊断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中的价值：单中心28年来疾病谱变化
目的 观察经外科肺活检诊断弥漫性实质性肺疾病（DPLD）的疾病谱变迁并探讨外科肺活检在DPLD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1993年1月至2020年12月28年间连续455例接受外科肺活检的DPLD病例资料，其中男211例，女244例，接受活检时年龄（45±14）岁。按照1993—2002、2003—2012、2013—2020年分为3个时间段进行疾病谱比较。 结果 411例（411/455，90.3%）经病理形态学明确诊断，441例（441/455，96.9%）经临床-影像-病理多学科讨论后确诊。术后30 d病死率为2.4%（11/455），术后3个月病死率为3.3%（15/455）。本组患者中间质性肺炎209例（209/455，45.9%），其中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105例，寻常性间质性肺炎33例；其他类型DPLD为166例（166/455，36.5%），其中过敏性肺炎49例；肿瘤39例（39/455，8.6%）；感染性疾病27例（27/455，5.9 %）。1993—2002、2003—2012、2013—2020年外科肺活检数量分别为76例（76/455，16.7%）、297例（297/455，65.3%）和82例（82/455，18%）。在上述3个时间段内，间质性肺炎占DPLD的比例分别为68.4%、45.1%和28.0%，其他类型DPLD为22.4%、39.4%和39.0%，肿瘤为2.6%、7.4%和18.3%，感染为5.3%、5.1%和9.8%。 结论 DPLD外科肺活检疾病谱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临床医生对DPLD和间质性肺炎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以及诊治策略的变化。对于某些疑难的、诊断困难、治疗方向不明的DPLD，外科肺活检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单耐药和多耐药复治菌阳肺结核个体化治疗效果探讨
单耐药和多耐药复治菌阳肺结核个体化治疗效果探讨
目的 分析和评价复治肺结核单耐药和多耐药个体化治疗效果，并与标准化方案比较，探讨如何规范复治耐药肺结核个体化治疗方案。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分析2009年7月1日至2016年8月30日国内22家结核病诊疗机构收治的复治菌阳肺结核患者254例，按分散随机方法分为3组，所有患者入组后即开始治疗。治疗3个月时根据MTB培养和药敏试验等结果，将耐多药(MDR)、广泛耐药(XDR)、非结核分枝杆菌(NTM)和涂阳培阴肺结核患者排除。个体化组86例，男性62例，女性24例，平均年龄(41±14)岁。接受个体化治疗方案，在复治标准方案[强化期2个月肌内注射链霉素(S)，口服异烟肼(H)、利福平(R)、乙胺丁醇(Z)和吡嗪酰胺(E)；继续期6个月口服异烟肼、利福平和乙胺丁醇；方案缩写为2SHRZE/6HRE]的基础上，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对其中单耐药和多耐药患者的不同耐药种类进行替换，替换后重新计算疗程，总疗程≥12个月；药敏试验没有耐药的患者不进行药物替换，继续2SHRZE/6HRE方案治疗，疗程8个月。复治组86例，男63例，女23例，平均年龄(42±14)岁。接受复治调整方案治疗：强化期4个月，在强化期的前2个月每日肌内注射链霉素，口服利福喷丁2次/w，异烟肼和乙胺丁醇1次/d，吡嗪酰胺3次/d；强化期后2个月间歇肌内注射链霉素0.75 g, 3次/w，口服利福喷丁2次/w，异烟肼和乙胺丁醇1次/d，吡嗪酰胺3次/d；继续期4个月口服利福喷丁2次/w，异烟肼和乙胺丁醇1次/d，方案缩写为2HL2EZS/2HL2EZS3/4HL2E。H剂量体重<50 kg者0.3 g/d，体重≥50 kg者0.4～0.5 g/d；L2剂量0.6 g，2次/w，乙胺丁醇0.75，1次/d；吡嗪酰胺0.5 g，3次/d。标化组82例，男66例，女16例，平均年龄(42±12)岁。使用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推荐的复治肺结核标准化方案，即2HREZS/6HRE。复治组和标化组对单耐药和多耐药患者不进行药物替换，总疗程均为8个月。分别比较不同组别的治疗效果，分析个体化组对多耐药患者药物替换情况，并观察根据患者体重选择H或R剂量的合理性。本研究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或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个体化组、复治组与标准化组的治愈率分别为73.3%(63/86)、76.7%(66/86)和50%(41/82)，治疗成功率分别为80.2%(69/86)、84.9%(73/86)与62.2%(51/82)，失败率分别为8.1%(7/86)、4.7%(4/86)与19.5%(16/82)，个体化组与复治组和标准化组比较，上述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3.127，P＝0.001)，但个体化组和复治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46，P＝0.422)。个体化组使用R的正规剂量在专科医院仅占38.7%(12/31)。满疗程治疗后随访3年，个体化组多耐药患者药物替换的15例中治疗成功10例。 结论 对复治肺结核多耐药患者采取不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将增加治疗失败的风险。适当提高H或R剂量和适当延长强化期，可有效提高复治肺结核治疗的成功率。
全国多中心呼吸科住院患者下呼吸道和血液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分析
全国多中心呼吸科住院患者下呼吸道和血液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分析
目的 探讨我国呼吸科住院患者下呼吸道和血液分离菌的构成及耐药性。 方法 采用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选取国家细菌耐药监测网纳入的7个区域68家三级医院和23家二级医院的呼吸科住院患者48 752例(无疾病类型记载)，分析下呼吸道标本(痰和BALF)和血标本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PRSP)、耐碳青霉烯大肠杆菌(CREC)和肺炎克雷伯菌(CRKP)、耐碳青霉烯铜绿假单胞菌(CRPA)和鲍曼不动杆菌(CRAB)、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大肠杆菌(ESBL－EC)和肺炎克雷伯菌(ESBL－KP)在地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和西南地区)、医院(三级和二级医院)、不同年龄段[老年组(>65岁)、成人组(15～65岁)、儿童组(29 d至14岁)和新生儿组(≤28 d)]及所住病房(呼吸重症监护和普通呼吸科病房)等的构成和分布。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量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8 752例下呼吸道标本(痰和BALF)分离的非重复菌42 751株，血液标本2 649株，其他(尿及分泌物等)标本5 017株，共50 417株。其中90.2% (45 491/50 417)的菌株来源于63家三级医院。老年组、成人组和儿童组分离菌株分别占46.0%(23 177/50 417)、29.9%(15 092/50 417)和24.0%(12 112/50 417)，其余36株来自新生儿组。普通呼吸科病房来源菌株占93.8%(47 288/50 417)。痰标本占81.6%(41 131/50 417)，其前4位分离菌分别为肺炎克雷伯菌(18.9%，7 784/41 131)、铜绿假单胞菌(13.6%，5 580/41 131)、鲍曼不动杆菌(11.3%，4 644/41 131)和肺炎链球菌(11.1%，4564/41 131)；血标本来源菌株占5.3%(2 649/50 417)，其前4位分离菌为凝固酶阴性菌(42.0%，1 112/2 649)、大肠埃希菌(18.3%，484/2 649)、肺炎克雷伯菌(7.4%，194/2 649)和金黄色葡萄球菌(4.9%，131/2 649)。BALF中分离的菌株占3.2%(1 620/50 417)，前4位分离菌分别为铜绿假单胞菌(22.0%，360/1 620)、肺炎克雷伯菌(14.8%，239/1 620)、鲍曼不动杆菌(11.9%，193/1 620)和肺炎链球菌(9.6%，155/1 620)，与痰标本构成相同。三级医院CRKP、CRPA和CRAB的分离率高于二级医院，分别为5.2%(384/7 439)和2.5%(24/973)、23.8%(1 260/5 304)和12.8%(101/787)、53.5%(2 259/4 224)和33.9%(109/3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二级医院ESBL－EC的分离率(63.9%，145/227)高于三级医院(55.0%，1 141/2 0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儿童组ESBL－EC和ESBL－KP的分离率[68.2%(283/415)和55.3%(183/331)]高于老年组[54.2%(684/1263)和27.1%(625/2 303)]和成人组[51.1%(317/620)和15.1%(272/1 8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 结论 我国呼吸科分离的菌株主要以肠杆菌科细菌和非发酵菌为主。我国基层医院和儿童群体下呼吸道ESBL－EC和ESBL－KP的分离率较高，值得关注。
软式内镜操控机器人YunSRobot对上消化道仿真模型的远程内镜检查研究
软式内镜操控机器人YunSRobot对上消化道仿真模型的远程内镜检查研究
目的 评价软式内镜操控机器人YunSRobot进行远程内镜检查的可行性、安全性。 方法 由3位已接受机器人培训的医师分别采用3种方法对同一上消化道仿真模型进行内镜检查，即直接使用胃镜进行检查、现场操控机器人检查、远程操控机器人检查各3例，共完成27例次上消化道内镜模型检查操作。其中，远程操控机器人内镜检查步骤如下：安装YunSRobot机器人主端于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楼消化病区办公室（北京），机器人从端、上消化道仿真模型（日本高研Lm103）安装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实验室，主端通过公共网路云端控制机器人对仿真模型进行内镜检查。所有操作记录各部位进镜时间、总时间、各部位观察情况、人机互动友好情况等，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 按照胃镜规范化图像采集标准（涵盖各部位清晰图片共40张），直接使用胃镜组、现场操控机器人组、远程操控机器人组分别获得图像张数为39.9±0.3、39.8±0.4、39.9±0.3，每次均能获得全部5个病变的图像，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远程操控机器人组在十二指肠检查（从进入到退出十二指肠）时间大于现场操控机器人组[(78.2±16.0)s比（68.9±15.8）s, P=0.021]；其他各部位进镜时间以及总操作时间，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远程操作平均延迟时间为（572.1±48.5）ms，操作流畅，术者无延时感。从清晰时间百分比角度，远程操控机器人组在十二指肠要低于现场操控机器人组[(77.8±8.2)%比（83.9±6.4）%，P=0.024]；其他各部位进镜以及总操作清晰时间百分比，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远程操控机器人组与直接使用胃镜组的各部位进镜时间分别为：咽部（27.3±4.2）s比（9.2±1.3）s (P<0.001)、食管（29.7±6.4）s比（19.3±1.6）s (P=0.004)、胃（56.7±17.0）s比（40.3±7.0）s (P=0.003)、幽门（20.2±5.5）s比（9.3±1.3）s (P<0.001)；十二指肠检查时间（78.2±16.0）s比（29.3±5.6）s (P<0.001)；总操作时间（559.0±87.2）s比（253.1±16.6）s（约相当于9.3 min比4.2 min）(P<0.001)；t检验结果显示，远程操控机器人组操作时间无论是在咽、食管、胃、幽门等部位的进镜时间、十二指肠的检查时间，还是总体检查时间均长于直接使用胃镜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YunSRobot软式内镜机器人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可顺利实现基于普通网路内镜模型的远程上消化道内镜检查，且操作感流畅、术者无延迟感；远程操控机器人各部位进镜时间和全程检查时间长于直接使用胃镜组，但YunSRobot机器人远程操作完成一个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时间仍在标准内镜检查时间范围内。
液体活检在癌症筛查中的现状及展望
液体活检在癌症筛查中的现状及展望
中国癌症发病率持续升高，但受限于当前检测技术等诸多因素，癌症筛查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不够理想。随着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癌症的早筛、早诊产生了诸多突破性进展。液体活检应用于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膀胱癌等单癌种的筛查，具有侵入性小、快速便捷、可重复性强等优点，可实现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液体活检还具有高特异度、高灵敏度、高性价比的特点， 可以同时检测多种癌症，并提供准确的组织溯源结果，被认为是下一代癌症早筛技术的突破口。本文 就液体活检在单癌种和多癌种领域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并对未来癌症诊疗新格局进行了展望。
2型糖尿病患者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与视网膜病变相关性的队列研究
2型糖尿病患者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与视网膜病变相关性的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基线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TIR）与视网膜病变（DR）发生风险的关系。 方法 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05年4月至2019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入院检查治疗且基线时无DR的T2DM患者，利用持续葡萄糖监测（CGM）数据计算TIR，并进行前瞻性随访，最终纳入1 057例患者。将患者根据接近TIR四分位数切点分为≤50%、51%~70%、71%~85%、>85%组共4组。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TIR与DR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结果 经过中位数7.7年的随访，266例患者出现DR。以每千人年为单位计算TIR>85%、71%~85%、51%~70%、≤50% 4组DR发生率分别为26.0/千人年（63/2 419.7人年）、28.0/千人年（57/2 032.9人年）、40.5/千人年（79/1 950.8人年）和42.0/千人年（67/1 594.1人年），具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013）。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是否吸烟、体重指数、血压、血脂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后，与基线TIR>85%的患者相比，基线TIR在71%~85%、51%~70%及≤50%的患者DR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了2%（HR=1.02，95%CI 0.71~1.46）、42%（HR=1.42，95%CI 1.01~1.99）及46%（HR=1.46，95%CI 1.02~2.07），具有统计学意义（趋势P=0.01）。TIR每降低10%，DR发生风险增加7%（HR=1.07，95%CI 1.02~1.13）。 结论 T2DM患者TIR水平降低可增加其DR发生风险，进一步证实TIR可成为重要血糖控制评价指标。
成人ICU患者KDIGO-AKISCr 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型必要性探索：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的二次分析
成人ICU患者KDIGO-AKISCr 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型必要性探索：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的二次分析
目的 探讨中国成人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按照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急性肾损伤诊断标准（KDIGO-AKI）分型临床结局的差异，分析影响ICU 患者临床预后的危险因素。 方法 对一项基于中国危重症临床试验组（CCCCTG）建立的危重症患者流行病学数据库中19 个省市自治区22 家三级甲等医院3 063 例ICU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进行二次分析。收集入选患者的人口学资料、ICU 相关评分、检验检查结果及医疗过程等。将所有患者分为单纯AKI（PAKI）和慢性肾脏病发展AKI（AoCKD）两型，PAKI 是指符合KDIGO-AKI的血肌酐（SCr）标准（KDIGO-AKISCr）且基线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2；AoCKD 是指符合KDIGO-AKISCr 标准且基线eGFR 为15～59 mL·min-1·1.73 m-2。以28 d 内ICU 全因病死率作为主要结局指标，ICU 住院时间和肾脏替代治疗（RRT）比例作为次要结局指标。比较不同分型AKI 患者基线资料和结局指标的差异；通过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PAKI 与AoCKD 患者28 d 内ICU 累积存活率；采用Cox 多因素分析筛选AKI 患者28 d 内ICU 死亡的危险因素。 结果 3 063 例患者中最终有1 042 例入选，其中AKI 者345 例，无AKI 者697 例，AKI 发生率为33.11%；AKI 患者28 d 内ICU 病死率为13.91%（48/345）。与PAKI 患者（n＝322）相比，AoCKD患者（n＝23）年龄更大〔 岁：74（59，77）比58（41，72）〕，基础肾功能更差〔 eGFR（mL·min-1·1.73 m-2）：49（38，54）比115（94，136）〕，入ICU病情更危重〔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分）：23（19，27）比15（11，22）〕，基础合并症更多〔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3（2，4）比0（0，1）〕，ICU 住院期间SCr 更高〔诊断AKI 时SCr 峰值（μmol/L）：412（280，515）比176（124，340），均P＜0.01〕；同时，AoCKD 患者28 d 内ICU 病死率和RRT 比例均明显高于PAKI 患者〔39.13%（9/23）比12.11%（39/322），26.09%（6/23）比4.04%（13/3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然而AoCKD 患者与PAKI 患者的ICU 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oCKD 患者28 d 内ICU 累积存活率明显低于PAKI 患者（Log-Rank 检验：χ 2＝5.939，P＝0.015）。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因呼吸衰竭入ICU〔风险比（HR）＝4.458，95% 可信区间（95%CI）为1.141～17.413，P＝0.032〕、ICU 内应用血管活性药物（HR＝5.181，95%CI 为2.033～13.199，P＝0.001）和KDIGO-AKISCr 分型为AoCKD（HR＝5.377，95%CI 为1.303～22.186，P＝0.020）是AKI 患者28 d 内ICU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基于KDIGO-AKISCr 标准结合eGFR 进一步细化分型（PAKI、AoCKD）与危重症患者28 d 内ICU 死亡有关。
英文题目：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IgM and IgG levels in COVID-19 patients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中文题目：中国湖北省新冠肺炎患者血清IgM和IgG的临床意义
英文题目：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IgM and IgG levels in COVID-19 patients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中文题目：中国湖北省新冠肺炎患者血清IgM和IgG的临床意义
Background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about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but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quantitative serum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coronavirus-2 (SARS-CoV-2)-specific IgM and IgG levels of COVID-19 patients have not been exhaustively analyzed.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profiles of these IgM/IgG levels in COVID-19 patients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A multicenter clin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February 20 to March 5 2020. It involved 179 COVID-19 patients (108 males and 71 females) from five hospitals in Huangshi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To detect SARS-CoV-2-specific IgM/IgG, quantitative antibody assays (two-step indirect immunoassays with direct chemiluminescence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nucleocapsid protein (NP) and spike protein 1 (S1) were used. For normally distributed data, means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t-test, χ2-test, or exact probability method. For categorical data, medians were compared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The median age was 57 (44–69) years (58 [38–69] for males and 57 [49–68] for females). The median duration of positive nucleic acid test was 22.32 (17.34–27.43) days. The mortality rate was relatively low (3/179, 1.68%). Serum SARS-CoV-2-specific IgG was detected around week 1 after illness onset, gradually increased until peaking in weeks 4 and 5, and then declined. Serum IgM peaked in weeks 2 and 3, then gradually declined and returned to its normal range by week 7 in all patients. Notably, children had milder respiratory symptoms with lower SARS-CoV-2-specific IgM/IgG levels. The duration of positive nucleic acid test in th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group was 30.36 (18.99–34.76) day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in the non-COPD group (21.52 [16.75–26.51] days; P = 0.025). The peak serum SARS-CoV-2-specific IgG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uration of positive nucleic acid test. The incidence rate of severe and critical cases in the IgMhi group (using the median IgM level of 29.95 AU/mL as the cutoff for grouping) was about 38.0% (19/50), which was twice as much as that in the IgMlo group (18.4%; 9/49).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chest imaging and lymphocytopenia (<1 × 109/L) had a higher SARS-CoV-2-specific IgM level. Conclusions Quantitative SARS-CoV-2-specific IgM and IgG levels are helpful for the diagnosis, severity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VID-19 patients, and they should be monitored in each stage of this disease.
英文名：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retrospective stud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中文名：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及验证COVID-19患者预后相关预测因子的回顾性研究
英文名：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retrospective study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中文名：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及验证COVID-19患者预后相关预测因子的回顾性研究
Background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an ongoing global pandemic with high mortality. Although several studies have reported different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in patients based on traditional analytics, few studies have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lgorithm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prognostic factors for COVID-19 patients using AI methods. Methods COVID-19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in Wuhan Infectious Diseases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9, 2019 to March 2, 2020 were included. The whole cohort wa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aining and testing sets at a 6:4 ratio.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using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regression and LASSO-base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models.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s was evaluat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1145 patients (610 male, 53.3%)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 1145 patients, 704 were assigned to the training set and 441 were assigned to the testing set. The medi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57 years (range: 47–66 years). Severity of illness, age, platelet count, leukocyte count, prealbumin, C-reactive protein (CRP), total bilirubin,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II score, and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score were identified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ortality. Incorporating these nine factors into the LASSO regression model yielded a correct classification rate of 0.98, with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values of 0.980 and 0.990 in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cohorts, respectively. Incorporating the same factors into the LASSO-based ANN model yielded a correct classification rate of 0.990, with an AUC of 0.980 in both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cohorts. Conclusions Both the LASSO regression and LASSO-based ANN model accurately predicted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OVID-19. Severity of illness, age, platelet count, leukocyte count, prealbumin, CRP, total bilirubin, APACHE II score, and SOFA score were identified as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VID-19.
母婴传播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患儿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后的抗体转阴和临床特征分析
母婴传播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患儿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后的抗体转阴和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我国经母婴传播感染HIV的患者抗病毒治疗（ART）后HIV抗体转阴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方法 以2019年10月至2019年12月，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门诊随访的经母婴传播感染HIV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开始ART时年龄≤14岁，接受ART≥1年），检测其血清HIV抗体，了解其临床特征。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06例患者，男性65例（61.32%），女性41例（38.68%），年龄2~21岁。共3例（2.83%）患儿HIV抗体转阴（简称阴性组），103例（97.17%）HIV抗体阳性（简称阳性组）。3例HIV抗体转阴患儿都为男性，且均在6月龄前开始接受ART治疗。HIV抗体转阴患者与HIV抗体阳性患者抗病毒治疗时长分别为4.67（4.19，4.70）及5.17（3.96，9.01）年。与抗体阳性组相比，抗体转阴组开始ART时间更早，ART前CD3+细胞计数、CD4+细胞计数、CD4+%及CD4+/CD8+比值更高，而HIV RNA载量大致相同。HIV抗体转阴患者ART前均无机会性感染，而HIV抗体阳性患者中63例（61.17%）有至少1种机会性感染。ART治疗1年后，HIV抗体转阴患者与HIV抗体阳性患者HIV病毒抑制率分别为33.33%、43.69%。HIV抗体转阴患者当前的血浆HIV RNA病毒抑制率为100%，而HIV抗体阳性患者仅为77.67%。与抗体阳性组比较，抗体阴性组ART后1年及当前的CD3+细胞计数、CD4+细胞计数、CD4+%、CD4+/CD8+比值更高。结论 经母婴传播感染HIV的患者早期接受抗病毒治疗，可能出现HIV抗体转阴。及早诊断新生儿HIV感染，尽早给予ART，有助于其病毒学抑制和免疫重建。
下呼吸道感染患儿肺泡灌洗液的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模式
下呼吸道感染患儿肺泡灌洗液的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模式
目的 了解近年我国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细菌分布及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方法 对国内10所三级医院2016年1月-2018年12月期间下呼吸道感染患儿肺泡灌洗液的分离菌及其耐药结果进行分析。医院实验室采用纸片扩散法、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或自动化仪器法对分离菌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检测，结果判断按照2018版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标准。结果 收集到肺泡灌洗液分离菌共1271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606株（37.7%），革兰氏阳性菌628株（59.4%），真菌（白色念珠菌）37株（2.9%）。常见的病原菌依次为肺炎链球菌（36.7%）、鲍曼不动杆菌（16.8%）、金黄色葡萄球菌（12.7%）、肺炎克雷伯杆菌（8.3%）、流感嗜血杆菌（7.4%）、铜绿假单胞菌（6.2%）、洋葱伯克霍尔德氏菌（5.3%）、大肠埃希菌（3.7%）。肺炎链球菌是各年龄组患儿最常见的分离菌。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分离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33.7%），非ICU以革兰氏阳性菌为主（41.1%）。ICU和非ICU患儿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甲氧西林耐药株（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检出率分别为45.1%和43.2%、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耐药株（Penicillin-resistant streptococcal pneumonia, PRSP）检出率分别为10.9%和18.5%，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株检出率分别为18.8%和19.4%，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株（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检出率分别为57.3%和33.3%，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株（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检出率分布为78.4%和49.1%，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株（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检出率分别为49.1%和25%。阿米卡星对上述革兰阴性杆菌耐药率为0-2%。流感嗜血杆菌主要分离自非ICU，对氨苄西林耐药率为57.4%；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均分离自ICU，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噁唑、环丙沙星耐药率分别为13.4%、3.0%、0、9.0%。 结论 肺炎链球菌依然我国儿童下呼吸道感染是最常见的致病菌，革兰阴性杆菌主要是ICU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主要的致病菌。细菌耐药形势严峻，临床经验治疗应结合不同临床背景常见的下呼吸道社区和院内获得性致病菌、细菌耐药性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经验初始选用合适的抗菌药物。
血清高尔基体蛋白73在辅助诊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度以上肝损伤中的应用
血清高尔基体蛋白73在辅助诊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度以上肝损伤中的应用
目的：评价血清标志物高尔基体蛋白73（GP73）对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炎症活动度与纤维化程度的诊断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3年12月—2017年5月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行肝穿刺检查的678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并随机分为2组（A组477例，B组201例），使用ELISA试剂盒，依照说明书进行血清GP73的定量检测。独立样本间比较采用Mann-Whitny U检验，相关性比较使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定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结果：血清GP73在A组与B组患者中均随着肝组织炎症活动度与纤维化程度的加重而升高，在A组患者中血清GP73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纤维化程度均显著相关（r值分别为0.529、0.434，P值均<0.001），在B组患者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r值分别为0.418、0.437，P值均<0.001）。血清GP73诊断肝脏中度及以上炎症坏死（G≥2）及重度及以上炎症坏死（G≥3）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组患者分别为0.774[95%可信区间（95%CI）: 0.733~0.811，P<0.001]和0.844（95%CI：0.808~0.875，P<0.001），B组患者分别为0.730（95%CI: 0.663~0.790，P<0.001）和0.716（95%CI：0.649~0.777，P<0.001）。ALT联合血清GP73检测在A组中可以使77.4%的G≥2和/或S≥2患者被鉴别出来，B组中78.9%的患者被鉴别出来。 结论：血清GP73可用于辅助ALT鉴别适宜抗病毒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减少对肝穿刺活组织检查的依赖。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a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activated vaccine in healthy adults: randomized, double-blind, a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1 and phase 2 clinical trials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a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inactivated vaccine in healthy adults: randomized, double-blind, a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1 and phase 2 clinical trials
Background: The significant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resulted from the infection of a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call for urgent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and safe vaccines. We report the immunogenicity and safety of an inactivated SARS-CoV-2 vaccine, KCONVAC, in healthy adults. Methods: Phase 1 and phase 2 randomized, double-blind, a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of KCONVAC were conducted in healthy Chinese adults aged 18 to 59 year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hase 1 trial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two doses, one each on Days 0 and 14, of either KCONVAC (5 or 10 mg/dose) or placeb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hase 2 trial were randomized to receive either KCONVAC (at 5 or 10 mg/dose) or placebo on Days 0 and 14 (0/14 regimen) or Days 0 and 28 (0/28 regimen). In the phase 1 trial, the primary safety endpoint was the proportion of participants experiencing adverse reactions/events within 28 days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each dose. In the phase 2 trial, the primary immunogenicity endpoints were neutralization antibody seroconversion and titer and anti-receptor-binding domain immunoglobulin G seroconversion at 28 days after the second dose. Results: In the phase 1 trial, 60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and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5-mg vaccine (n = 24), 10-mg vaccine (n = 24), or placebo (n = 12). In the phase 2 trial, 500 participants were enrolled and received at least one dose of 5-mg vaccine (n = 100 for 0/14 or 0/28 regimens), 10-mg vaccine (n = 100 for each regimen), or placebo (n = 50 for each regimen). In the phase 1 trial, 13 (54%), 11 (46%), and seven (7/12) participants reported at least one adverse event (AE) after receiving 5-, 10-mg vaccine, or placebo, respectively. In the phase 2 trial, 16 (16%), 19 (19%), and nine (18%) 0/14-regimen participants reported at least one AE after receiving 5-, 10-mg vaccine, or placebo, respectively. Similar AE incid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three 0/28-regimen treatment groups. No AEs with an intensity of grade 3+ were reported, expect for one vaccine-unrelated serious AE (foot fracture) reported in the phase 1 trial. KCONVAC induced significant antibody responses; 0/28 regimen showed a higher immune responses than that did 0/14 regimen after receiving two vaccine doses. Conclusions: Both doses of KCONVAC are well tolerated and able to induce robust immune responses in healthy adult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esting 5-mg vaccine in the 0/28 regimen in an upcoming phase 3 efficacy trial. Trial Registration: http://www.chictr.org.cn/index.aspx (No. ChiCTR2000038804, http://www.chictr.org.cn/showproj.aspx? proj=62350; No. ChiCTR2000039462, http://www.chictr.org.cn/showproj.aspx?proj=63353).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VID 19: a phase 1 clinical trial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OVID 19: a phase 1 clinical trial
No effective drug treatments are available for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Host directed therapies targeting the underlying aberrant immune responses leading to pulmonary tissue damage, death, or long-term functional disability in survivors require clinical evaluation. We performed a parallel assigned controlled, non randomized, phase 1 clinical trial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UC-MSCs) infus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COVID-19 pulmonary disease. The study enrolled 18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n = 9 for each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three cycles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UC-MSCs (3 × 107 cells per infusion) on days 0, 3, and 6. Both groups received standard COVID-treatment regimens. Adverse events, dura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 laboratory parameters, length of hospitalization, serial chest computed tomography (CT) images, the PaO2/FiO2 ratio, dynamics of cytokines, and IgG and IgM anti-SARS-CoV-2 antibodies were analyzed. No serious UC-MSC infusion associated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Two patients receiving UC-MSCs developed transient facial flushing and fever, and one patient developed transient hypoxia at 12 h post UC MSC transfus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as required in one pati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four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recovered and were discharged. Our data show that intravenous UC-MSC infusio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d severe COVID-19 is safe and well tolerated. Phase 2/3 randomized, controlled, double-blinded trials with long-term follow up are need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use of UC-MSCs to reduce deaths and improve long term treatment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serious COVID-19.
Human IFN-κ Inhibited Respiratory RNA Virus Replication Dependent on Cell-to-Cell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Phase
Human IFN-κ Inhibited Respiratory RNA Virus Replication Dependent on Cell-to-Cell Interaction in the Early Phase
Background: Interferon kappa (IFN-κ) is a type I interferon (IFN-I) that inhibits virus replication by evoking interferon-stimulated genes (ISGs). However, as an evolutionarily ancient interferon, IFN-κ may function differently from the later emerged interferon-α and β. Methods: Conventional molecular biology method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ocalization of IFN-κ and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addition, we employed RT-PCR, western blot, and RNA-Seq technologies to characterize the ISGs expression profile and antiviral activities exerted by IFN-κ or IFN-α2. Results: Human IFN-κ exists in two forms upon ectopic expression, one located on the cell membrane and the other secreted outside the cells. The membrane-anchored IFN-κ showed the ability to induce ISGs and curtail RNA virus replication, whereas the secreted IFN-κ failed to do so. Structural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1-27aa at the N-terminus was the signal peptide, and 28-37aa was predicted as the transmembrane region. However,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both of them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membrane localization of IFN-κ; the former influenced the expression and secretion of IFN-κ, and the latter had an impact on the induction of ISGs. In addition, prokaryotic purified soluble mature human IFN-κ was also capable of inducing ISGs and inhibiting RNA virus replication. Importantly, human IFN-κ induced a faster ISG response but with a lower intensity and a shorter half-life than the response of IFN-α2. In contrast, IFN-α2 started to function later but was stronger and more durable than IFN-κ. Conclusions: Human IFN-κ-induced ISG response and inhibited respiratory RNA virus replication dependent on cell-to-cell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IFN-α2, IFN-κ exerted effects more rapidly in the early phase, with less intensity and a shorter half-life. Therefore, IFN-κ may constitute the first line of IFN-I against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 in the frozen food industry may have caused a recurrence of COVID-19 cases in destination: Successful isolation of SARS-CoV-2 virus from the imported frozen cod package surface
Cold-chain transportation in the frozen food industry may have caused a recurrence of COVID-19 cases in destination: Successful isolation of SARS-CoV-2 virus from the imported frozen cod package surfac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has spread in 220 countries/regions to wreak havoc to human beings around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second wave of COVID-19 has begun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COVID-19 is very urgent. Although China quickly brought the virus under control, there have been eight sporadic outbreaks in China since then. Both in Xinfadi of Beijing and Dalian outbreak of COVID-19, environmental swab samples related to imported cold chain food were tested nucleic acid positive for SARS-CoV-2. In this outbreak in Qingdao, we directly isolated SARS-CoV-2 from the cod outer package's surface swab sampl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orldwide, SARS-CoV-2 were isolated from the imported frozen cod outer package's surface, which showed that imported frozen food industry could import SARS-CoV-2 virus.
社区体检老年人衰弱状态转换及其进展影响因素的队列研究
社区体检老年人衰弱状态转换及其进展影响因素的队列研究
目的 调查社区体检老年人群衰弱状态的转换情况，并分析衰弱程度进展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2016年9—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选择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833名≥60岁体检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 Fried 衰弱表型等调查其基线健康状况和衰弱状态。2020 年 6—7 月，随访研究对象的衰弱状态，对比分析其衰弱状态转换情况，使用logistic 回归分析与衰弱程度进展相关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最终研究对象为 3 061 人，中位年龄 71.0 岁，男性 1 256 人（41.0%），基线时衰弱前期和衰弱者分别为 1 563 人（51.1%）和 156 人（5.1%）。4年后，1 304人（42.6%）的衰弱程度进展，395人（12.9%）改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衰弱程度进展的影响因素包括高龄（OR=1.170，95%CI：1.147~1.194）、婚姻状态（有配偶：OR=0.377，95%CI：0.292~0.486）、体育锻炼（以每天为参照，从不：OR=18.610，95%CI：14.461~23.950，有时：OR=4.210，95%CI：2.186~8.107）、基线衰弱状态（以衰弱为参照，健康：OR=20.464，95%CI：11.779~35.553，衰弱前期：OR=2.147，95%CI：1.270~3.632）、卒中史（OR=2.195，95%CI：1.454~3.313）和糖尿病（OR=1.811，95%CI：1.346~2.437）（均P<0.05）。 结论 衰弱状态的动态转换较为常见，高龄、无配偶、体育锻炼少、基线衰弱状态、卒中史和患糖尿病是发生进展的危险因素。应早期识别衰弱程度进展高危人群并对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改善老年人预后。
Venetoclax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治疗不耐受强化化疗的初治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一项Ⅲ期随机、安慰剂 对照试验中中国队列结果
Venetoclax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治疗不耐受强化化疗的初治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一项Ⅲ期随机、安慰剂 对照试验中中国队列结果
目的 探讨Venetoclax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LDAC）在不能耐受强化诱导化疗的中国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一项Ⅲ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VIALE-C）中中国队列的结果。在本项国际临床试验中，入组了不适合接受强化化疗、新诊断为AML的18岁或以上的成人患者。在全球范围内，患者（211例）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接受Venetoclax+LDAC或安慰剂+LDAC（28 d为1个周期），在第1～10天接受LDAC。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O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缓解率、无事件生存期及不良事件（AE）。结果 入组15例中国患者（Venetoclax组9例；安慰剂组6例）。中位年龄为72（61～86）岁。与安慰剂组相比，Venetoclax组的死亡风险下降38％（HR＝0.62，95％ CI 0.12～3.07）。对延长6个月随访进行的计划外分析显示，Venetoclax组的中位OS时间为 9.0个月，安慰剂组为4.1个月。 完全缓解（CR）率与血细胞计数未完全恢复的CR（CRi）率分别为33％（3/9）和0（0/6）。最常见的非血液学AE（Venetoclax组与安慰剂组）为低钾血症（5/9和4/6）、呕吐（4/9和3/6）、便秘（2/9和4/6）和低白蛋白血症（1/9和4/6）。结论 Venetoclax联合LDAC在中国患者中表现出有意义的疗效和可管理的安全性特征，这与在全球VIALE-C人群中的观察结果一致，使其成为不适合接受强化化疗的新诊断AML患者的一个重要治疗选择。
Pathogenesis, disease course, and prognosis of 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 an update and review
Pathogenesis, disease course, and prognosis of 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 an update and review
Objective: Adult-onset Still’s disease (AOSD) is a rare but clinically well-known polygenic systemic autoinflammatory disease. In this review, we aim to present frontiers in the pathogenesis,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biomarkers, disease course, prognosis, and treatment in AOSD. Data sources: We retrieved information from the PubMed database up to July 2019, using various search terms and relevant words, including AOSD and Still’s disease. Study selection: We included data from peer-reviewed journals. Both basic and clinical studies were selected. Results: Pathogenesis of AOSD involves genetic background, infectious triggers, and immunopathogenesis, mainly the activation of macrophages and neutrophils followed by a cytokine storm.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AOSD is still challenging;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dentify better biomarkers. Biologic agents, including interleukin (IL)-1b,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a antagonists in the treatment of AOSD, have good prospect. Conclusion: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advances in pathogenesis, potential biomarkers, disease course, and treatment in AOSD.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目的 探讨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方法 入组66例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设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被试随机分为真刺激组33例与安慰剂对照组33例，每个患者仅接受一次刺激，利用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患者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真刺激组采用1.5 mA的电流刺激20 min，对照组采用伪刺激，仅刺激开始和结束的30 s内有电流通过。两组患者在刺激前均完成神经心理背景测试以及n-back任务；5 d以后进行一次刺激，刺激结束后两组患者再次完成n-back任务，对比分析观察刺激前后n-back任务成绩的变化，以此来反映工作记忆的变化。 结果 刺激前后在3-back任务的反应正确率上，与对照组成绩[(0.32±0.21)，(0.32±0.22)]相比，真刺激组[(0.28±0.19)，(0.35±0.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98，P＝0.025)。 结论 高精度经颅直流电刺激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能提高患者视空间工作记忆功能，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记忆障碍的认知促进。
超声联合X线引导腔内治疗头静脉弓狭窄的初步研究
超声联合X线引导腔内治疗头静脉弓狭窄的初步研究
目的 总结超声联合X线引导腔内治疗头静脉弓狭窄的临床经验。方法 选择 2017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因内瘘功能不良就诊并确诊为头静脉弓狭窄于北京市海淀医院采用超声联合X线引导进行腔内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基本资料、通路信息、术中情况并随访180 d，造影了解术后通畅情况。主要观察指标为手术成功率，次要观察指标为并发症发生率及干预后 180 d通路原发通畅率、原发辅助通畅率、累积通畅率。结果 以头静脉为单一流出道的动静脉内瘘患者头静脉弓狭窄的发生率约为 9. 7%，临床表现包括止血时间延长 22 例，止血时间延长合并瘤体进行性增大 16 例，止血时间延长合并静脉压增高 8 例，人造血管血栓形成除栓后造影发现 2 例。腔内治疗技术 成功率 100%，临床成功率 100%，并发症发生率 8. 33%，均为血管破裂。治疗过程中辐射时间为 3. 8 （2. 4，6. 3）min，辐射剂量 77. 4（42. 7~159. 6）mGy，180 d 原发通畅率 22. 91%，原发辅助通畅率、累积通畅率分别为 97. 92%、97. 92%。结论 超声联合X线引导腔内治疗头静脉弓狭窄具有较高的手术成功率及短期通畅率、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
2020中国心力衰竭医疗质量控制报告
心力衰竭（心衰）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期阶段，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心衰规范化诊治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心衰医疗质量评价和改进，提高心衰诊治的规范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从2018年3月成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力衰竭专病医联体（HFMU-NCCD），加入医院已超过1000家。国家心血管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委员会心力衰竭专家工作组（NCCQI-HF）纳入2017~2020年期间在医联体单位住院的心衰患者，开展全国心衰医疗质量评价，包括心衰的诊断与评估、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及器械治疗、临床结局等，并依据该研究结果和我们的思考，撰写成本报告。此外，还与美国心脏学会（AHA）的“跟着指南走——心力衰竭”（GWTG-HF）项目结果作比较，发现当前我国在心衰诊疗规范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未来质量改进的目标和方法，以便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心衰的诊治水平。
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与新发心力衰竭的关系
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与新发心力衰竭的关系
[摘要] 目的 探讨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与新发心力衰竭（心衰）的关系。方法 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入选2006年至2007年参加开滦集团公司职工健康体检且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资料完整者作为观察对象，排除患有瓣膜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以及有心衰病史者。依据心血管健康评分（CHS）将入选人群分为CHS<8分组、8分≤CHS<10分组和CHS≥10组。以新发心衰为终点事件，研究随访至2016年12月31日。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CHS与新发心衰的关系。结果 该研究最终入选95 167人，其中CHS<8分组26 640人、8分≤CHS<10分组35 230人、CHS≥10组33 297人。中位随访时间10.3年，随访期间CHS<8分组、8分≤CHS<10分组和CHS≥10组人群心衰发病率分别为2.7%（729/26 640）、1.8%（651/35 230）和1.1%（360/33 297）。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心肌梗死史、心房颤动史、收入、饮酒、教育水平以及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的情况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8分≤CHS<10分组和CHS≥10分组人群新发心衰的风险分别较CHS<8分组低了32%（HR=0.68，95%CI 0.61~0.75）和51%（HR=0.49，95%CI 0.43~0.55）。从理想心血管健康行为与因素中分别移除1个行为或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R值变化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收缩压（HR=0.78，95%CI 0.74~0.82）、体重指数（HR=0.78，95%CI 0.74~0.82）、空腹血糖（HR=0.77，95%CI 0.73~0.81）、总胆固醇（HR=0.76，95%CI 0.72~0.80）、体育锻炼（HR=0.72，95%CI 0.69~0.76）、吸烟（HR=0.75，95%CI 0.71~0.79）和食盐摄入量（HR=0.73，95%CI 0.69~0.77）。结论 CHS与新发心衰风险呈负相关，并呈现剂量-反应关系。
细胞外基质水凝胶与hiPSC-CM生物相容性的研究
细胞外基质水凝胶与hiPSC-CM生物相容性的研究
【摘要】 目的 观察猪大网膜来源的细胞外基质（ECM）水凝胶与人源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分化的心肌细胞（hiPSC-CM）的生物相容性及其作为细胞移植递送载体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化学、物理和酶解的系列方法对猪大网膜组织进行脱细胞处理，然后将提取的ECM制备成可注射性温敏水凝胶，通过组织学染色鉴定其生化成分，用扫描电镜观察其显微表观结构，并向小鼠心肌内注射水凝胶观察其原位凝胶形成能力。采用小分子诱导法将人源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成心肌细胞，随后将获得的hiPSC-CM分组培养，接种在水凝胶上共培养的为凝胶组，常规培养的为对照组，通过活/死细胞染色、CCK-8和鬼笔环肽染色检测心肌细胞存活状况和生长形态，采用心肌细胞标志物免疫荧光染色及Western blot法分析心肌细胞生存数量和表型维持情况。结果 苏木素-伊红染色、油红O染色和DAPI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制备的大网膜ECM水凝胶中无明显的细胞碎片、细胞核和脂质残留，天狼猩红和阿利新蓝染色显示该水凝胶保留了ECM的主要成分胶原蛋白和糖胺聚糖。所制备的水凝胶在4℃条件下表现为黏性液体，在37 ℃条件下呈凝胶态。扫描电镜结果显示该水凝胶的微观结构由不规则的纤维和大小不一的孔隙组成。在超声引导下可顺利将制备的ECM水凝胶注射到小鼠心肌内，注射后即刻超声下可见高回声信号，提示水凝胶在心肌内滞留，并在后续的心肌组织苏木素-伊红染色发现注射区有团状凝胶的存在。活/死细胞染色结果显示凝胶组和对照组的hiPSC-CM均大多数存活，很少有死细胞，CCK-8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吸光度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鬼笔环肽染色结果显示hiPSC-CM可以在与ECM水凝胶共培养时正常伸展，凝胶组与对照组细胞形态相似，且两组的每细胞F-肌动蛋白覆盖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肌细胞标志物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凝胶组与对照组每视野α-心肌肌动蛋白（α-actinin）和连接蛋白-43（Cx-43）的覆盖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DAPI染色的定量结果显示，两组细胞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Western blot结果显示凝胶组细胞的α-actinin和Cx-43蛋白表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 该研究成功制备了猪大网膜来源的ECM水凝胶，其与hiPSC-CM的生物相容性良好，无明显细胞毒性，能够支持hiPSC-CM的体外生存并维持其表型，是一种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可注射性心脏组织工程材料。
Antiviral Abido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COVID-19 Patients
Antiviral Abidol is Associ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COVID-19 Patients
Objectiv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s a global public health crisis. There are no specific antiviral agents for the treatment of SARS-CoV-2.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Abidol on in-hospital mortality is scarc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Abidol for patients with COVID-19 before and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analyzed 1019 patients with confirmed COVID-19 in China from December 22, 2019 to March 13, 2020. Patients were divided to Abidol (200mg, tid, 5–7 days, n=788, 77.3%) and No-Abidol (n=231, 22.7%) group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the mortalit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Results: Among 1019 COVID-19 patients, the age was (60.4±14.5) years. Abidol-treated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o-Abidol treated patients, had a shorter duration from onset of symptoms to admission, less frequent renal dysfunction, lower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lymphocytes <0.8) and erythrocyte sending rate, lower interleukin-6, higher platelet counts and plasma IgG and oxygen saturation, and less frequent myocardial injury. The mortality during hospitalization before PSM was 17.9% in Abidol group and 34.6% in No-Abidol (hazard ratio (HR) = 2.610, 95% confident interval (CI): 1.980–3.440), all seen in severe and critical patients. After PSM, the in-hospital death was 13.6% in Abidol and 28.6% in No-Abidol group (HR=2.728, 95% CI: 1.598–4.659). Conclusions: Abidol-treatment results in less in-hospital death for severe and critical patients with COVID-19. Further randomized study is warranted to confirm the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中国三级医院非瓣膜性心房颤动住院患者中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现状
中国三级医院非瓣膜性心房颤动住院患者中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现状
目的 了解我国三级医院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住院患者中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现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基于中国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改善项目，按照地区及经济发展水平分层，每层内选取约10%的三级医院，入选医院每月连续上报前10~20例出院诊断包含房颤的病例。2015年2月至2019年12月，全国30个省151家三级医院共上报49 104例NVAF病例。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血栓栓塞风险评估在NVAF患者中的应用比例、不同医院之间的差异、变化趋势，以及影响血栓栓塞风险评估应用的相关因素。 结果 NVAF患者的年龄为（68.7±12.1）岁，男性27 709例（56.4%），仅17 251例（35.1%）接受了血栓栓塞风险评估。不同医院接受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NVAF患者比例最低为0，最高为100%。在上报NVAF病例数超过30例的141家三级医院中，18.4%（26/141）的医院所有患者未接受栓塞风险评估，21.3%（30/141）的医院有超过50%的患者接受了栓塞风险评估，仅有1家医院所有患者接受了栓塞风险评估。接受栓塞风险评估的患者比例由2015年第一季度的16.2%（220/1 362），上升至2019年第四季度的67.1%（1 054/1 572）（P<0.001）。患者因素影响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男性低于女性，OR值和95%CI为0.94（0.89~0.99）；第一住院原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及其他心脏疾病的患者低于房颤患者，OR值和95%CI分别为0.59（0.55~0.63）、0.52（0.45~0.61）；阵发性、持续性、长期持续性/永久性房颤患者低于首次检出房颤患者，OR值和95%CI分别为0.62（0.57~0.67）、0.72（0.66~0.79）、0.57（0.52~0.64）；既往有高血压，心力衰竭，卒中/TIA史，及既往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高于既往无以上情况者，OR值和95%CI分别为1.17（1.11~1.23）、1.18（1.07~1.30）、1.17（1.08~1.27）、1.28（1.19~1.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我国三级医院住院的NVAF患者中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比例较低且在不同医院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我国三级医院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比例有所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患者特征影响血栓栓塞风险评估的应用。
冠心病患者诊疗过程及临床结局中关键数据标准字段集：基于CardiaCare多中心临床科研创新平台
冠心病患者诊疗过程及临床结局中关键数据标准字段集：基于CardiaCare多中心临床科研创新平台
目的 建立冠心病与抗栓临床研究创新网络平台（CardiaCare）的标准化数据字段定义，以期促进国内外数据平台的互认互通，增强平台对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支持，进而保证平台数据得以规范化的使用。 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重要指南、临床研究文献、数据库、标准术语集等进行回顾和分析，结合我国特色的临床诊疗实践信息及本平台主要研究方向，制定CardiaCare标准字段集及定义，并根据患者住院诊治、转归直至进行长期随访的时间顺序进行数据类别划分。 结果 CardiaCare字段集涵盖了冠心病患者从入院之时起整个诊疗过程产生的常见字段以及随访期间相关的字段共计864个。字段集共由8个部分组成，分别为人口学和入院信息、病史和风险因素、临床表现及诊断、检验和检查、介入诊疗信息、用药信息、临床结局、特殊人群。其中，人口学和入院信息23个字段；病史和风险因素102个字段；临床表现及诊断22个字段；检验和检查111个字段；介入诊疗信息118个字段；用药信息213个字段；临床结局161个字段；特殊人群114个字段（其中经导管瓣膜置换术人群87个字段、心脏康复人群27个字段）。 结论 基于CardiaCare多中心临床科研创新平台建立的冠心病患者诊疗过程及临床结局中关键数据标准字段集可为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的连续数据采集和深度利用提供支持。该字段集在更多场景中的应用值得进一步探索。
核磁共振波谱学测定的肝内脂肪含量与糖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核磁共振波谱学测定的肝内脂肪含量与糖代谢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1H‑核磁共振波谱学（1H‑MRS）诊断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肝内脂肪含量（IHTC）与糖代谢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前期研究招募的239例受试者，进行1H‑MRS检测且均无糖尿病，获取其身高、体重、腰围、血压、血糖、胰岛素、C肽、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血脂谱等资料。根据1H‑MRS 测定的 IHTC 将受试者分为 3 组：无NAFLD组（IHTC<5.56%）、轻度NAFLD组（IHTC 5.56%~<33%）、中重度NAFLD组（IHTC ≥ 33%），分析各组临床特征，并探讨 IHTC 与糖代谢的相关性。 结果 NAFLD 组中男性比例、腰围、糖负荷后120 min 血糖（PG120）、C 肽、ALT、AST、总胆固醇（TC）水平高于无 NAFLD 组，而胰岛素敏感指数（ISI‑Cederholm）、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低于无 NAFLD 组（P 值均<0.05）。相比于轻度NAFLD 组，中重度 NAFLD 组的糖负荷后 120 min 胰岛素（INS120）［80.37（57.68，112.70）mU/L 比 110.50（71.78，172.80）mU/L］、一 相 及 二 相 胰 岛 素 分 泌 指 数（Stumvoll 1st、Stumvoll 2nd 指 数）［1 453（1 178，1 798）比 1 737（1 325，2 380）、358（297，446）比 441（318，594）］更高，而 ISI‑Cederholm 较低［2.27（2.01，2.53）比 2.06（1.81，2.39）］，P 值均<0.05。关联分析结果显示，IHTC 与腰臀围比、PG120、INS120、稳态模型法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Stumvoll 1st 及 Stumvoll 2nd 指数、ALT、AST、GGT、TC 等显著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197、0.274、0.334、0.162、0.199、0.211、0.406、0.361、 0.215、0.196，P值均<0.05），与 ISI‑Cederholm、HDL‑C负相关（r值分别为-0.334、-0.237，P值均<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 ISI‑Cederholm（Standardized β=-0.298，P<0.001）和 Stumvoll 1st（Standardized β = 0.164，P = 0.024）是 IHTC 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NAFLD 早期以外周胰岛素抵抗为主，随病程进展加重，并且出现一相、二相胰岛素分泌增加。IHTC与胰岛素敏感性及一相胰岛素分泌独立相关。
中国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中国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
目的 对中国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及分析，以期明确中国患者的临床及遗传学特点。方法 收集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在全国多中心共计22家医院神经内科确诊的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患者的临床及遗传相关病史资料，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磁共振严重性评分进行打分，并按性别分组，对不同性别的患者进行组间比较。结果 共纳入患者62例，男∶女为1∶1.95，起病年龄（40.35±8.42）岁，主要症状是认知障碍（82.3%，51/62）及运动症状（77.4%，48/62）。全部患者的MMSE评分为（18.79±7.16）分，MoCA评分为（13.96±7.23）分。按性别分组后，男性的MMSE及MoCA评分分别为（22.06±5.31）、（18.08±5.60）分，显著高于女性[分别为（15.53±7.41）分，t=2.954，P=0.006；（10.15±6.26）分，t=3.328，P=0.003]。最常见的影像学特征为双侧非对称的白质改变（100.0%）。磁共振严重性评分为（27.42±11.40）分。其中女性白质病变评分[（22.94±8.39）分]显著高于男性[（17.62±8.74）分，t=－2.221，P<0.05]。62例患者中共发现36个CSF1R基因突变，其中c.2381T>C/p.I794T最为常见，17.9%（10/56）的先证者携带该位点。结论 中国CSF1R基因相关性白质脑病患者在临床表现上以进行性运动和认知障碍为主，影像上以双侧非对称的白质改变为核心特征。该病在表型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患者认知障碍及影像改变较男性更为严重。本研究共发现36个CSF1R基因突变，其中c.2381T>C/p.I794T为热点突变
帕金森病抑郁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帕金森病抑郁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帕金森病伴发抑郁的临床特征及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2年12月至2015年3月在北京医院帕金森病专病门诊就诊的帕金森病患者195例以及常规体检的正常对照63例。记录帕金森病患者的性别、学历、发病年龄、病程等一般病史资料，采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分量表及Hoehn-Yahr分期评价疾病的严重程度，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24，HAMD-24)、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帕金森病生活质量问卷评价患者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及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对帕金森病相关抑郁进行横断面资料分析。结果 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的发生率（54.4%）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0.9%）。195例帕金森病患者的HAMD平均得分为（8.74±5.51）分，其中不伴抑郁者89例（45.6%），伴随抑郁者106例（54.4%），且以轻度抑郁为主（95例）。伴抑郁与不伴抑郁的帕金森病患者在焦虑躯体症状[4（2，5）分与1（0，2）分，Z=－8.69，P=0.00]、认知因子[1（0，2）分与0（0，0）分，Z=－7.01，P=0.00]、阻滞因子[2（1，3）分与0（0，1）分，Z=－7.95，P=0.00]、睡眠因子[2（1，3）分与0（0，1）分，Z=－6.42，P=0.00]及绝望因子[2（1，3）分和1（0，1）分，Z=－7.16，P=0.00]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而在体重因子[0（0，0）分和0（0，0）分，Z=－1.28，P=0.20]、症状日夜变化[0（0，0）分和0（0，0）分，Z =－0.19，P=0.85]方面差异不明显。伴抑郁与不伴抑郁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总分[30（22，44）分与14（5，24）分，Z=－7.03，P=0.00]、运动能力[6（2，13.25）分与1（0，5）分，Z=-3.67，P=0.00]、日常生活[4（1，8）分与1（0，4）分，Z=-2.81，P=0.01]、情感健康状态[5（2，11）分与0（0，2）分，Z=-5.82，P=0.00]、耻辱[2（0，5）分与0（0，1）分，Z=－3.10，P=0.00]、社会支持[0（0，1）分与0（0，0）分，Z=－2.86，P=0.00]、认知功能[4（2，6）分与2（0，4）分，Z=－2.87，P=0.00]、社交[1（0，3）分与0（0，1）分，Z=－3.25，P=0.00]及躯体不适[3（1，6）分与1（0，2）分，Z=－3.91，P=0.00]各个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帕金森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以轻度为主；抑郁症状可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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