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科协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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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价软式内镜操控机器人YunSRobot在上消化道内镜仿真模型以及人体志愿 者中进行胃镜操作的性能。方法应用我们团队发明的YunSRobot机器人接连奥林巴斯GIF—H 260 胃镜。由经验丰富的内镜医师操作机器人的双操作手柄对仿真模型和志愿者进行胃镜检查。记录操 作时间、各部位观察、人机互动友好等,并与内镜医师手工操作内镜进行对比。结果模型实验中 4位医师每人操作机器人操控胃镜及直接手工操控胃镜对仿真模型进行5次操作。机器人组和手工 操作组平均操作时间为(626.4±120.7)S与(241.5±24.7)S(t=14.0,P<0.001),机器人组操作检 查时间长于人工操作组。但4位内镜医师使用机器人操作由第1例至第5例时间呈明显缩短 [(783.5±154.8)、(667.75±85.1)、(582.0±74.7)、(555.0±28.9)、(543.8±29.7)S;F=15.353, P=0.03]。人体实验中3位医师每人操作机器人及直接手工操控胃镜分别为7名志愿者,共计21名 志愿者进行胃镜检查。机器人组和人工操作组平均时间为(875.6±179.8)S与(378.8±80.4)S(t= 10.278,P<0.001),机器人组操作检查时间长于人工操作胃镜组。但3位内镜医师使用机器人操作 由第1例至第7例时间呈明显缩短[(954.7±62.1)、(936.7±116.9)、(968.7±227.1)、(1 008.0± 229.4)、(876.7±110.5)、(735.0±t49.2)、(649.3±81.0)S,F=3.79,P=0.024]。两组均能清晰、 熟练地观察食管、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幽门、十二指肠第一、二段及乳头。所有操作均无并发 症发生。结论YunSRobot软式内镜操控机器人可实现对人体胃镜检查的全面操作。初始学习 YunSRobot机器人进行人体上消化道内镜检查时间稍长于标准的人工操作时间,但学习曲线显示应 用机器人操作能迅速缩短检查时间、提高操作熟练度,表明该系统具有人机互动友好的功能,易于掌握。
目的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核苷(酸)类似物(NAs)治疗很少能实现HBsAg消失,但通过序贯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α-2a治疗可能改善。我们对接受NAs治疗出现部分应答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了48周和96周的Peg-IFN α-2a治疗,评估其HBsAg清除的情况。方法 将接受阿德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替卡韦治疗并出现HBeAg消失且HBV DNA<200 IU/ml的既往HBeAg阳性患者,按1: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2个治疗组,分别接受48周(n=153)或96周(n=150)的Peg-IFN α-2a治疗。研究主要终点为治疗结束时的HBsAg清除率。 结果 在第48周和第96周治疗结束时,NAs治疗序贯Peg-IFN α-2a治疗的患者分别有14.4%(22/153)和20.7%(31/150)获得HBsAg清除。不论既往NAs治疗种类或基线是否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其清除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第48周和第96周治疗结束时HBsAg清除的患者中,分别有77.8%(14/18)和71.4%(20/28)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48周仍维持HBsAg清除。基线HBsAg <1500 IU/ml和第24周HBsAg <200 IU/ml,与治疗第48周和第96周的高HBsAg清除率相关(分别为51.4%和58.7%)。将治疗从48周延长至96周能使更多的患者(48.3%,14/29)获得HBsAg清除。 结论 长期接受NAs治疗但难以实现治疗目标的患者通过Peg-IFN α-2a序贯治疗可获得较高的HBsAg清除率。将疗程从48周延长到96周可以提高部分患者的HBsAg清除率,尽管两组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基线及治疗期间的HBsAg水平可能可以预测Peg-IFN α-2a治疗的HBsAg清除。
目的 通过前瞻性、开放性、多中心、随机临床研究,利用早期病毒学应答(EVR)对疗效的预测作用,建立适合我国难治性慢性丙型肝炎(RHC)初治患者的优化治疗方案。 方法 通过18个临床中心纳入438例患者资料,先统一进行聚乙二醇干扰素α联合利巴韦林治疗12周,然后根据完全早期病毒学应答(cEVR)情况分组,获得cEVR的患者进A组继续进行标准治疗至48周;未获得cEVR的患者进入B组:随机进入B1组(继续治疗至72周)和B2组(继续治疗至96周)。随访24周。检测患者治疗前后、治疗中和随访中的HCV RNA水平作为疗效评价的指标。用CMH检验或Fisher检验分析各组病毒学应答率的比较。 结果 总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率为85.1%.其中91.0%的患者获得cEVR进入A组,A组SVR率高达90.8%.B1、B2组间SVR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4%比25.0%,P>0.05)。感染基因1型HCV患者的SVR率为83.3%。感染IL28B CC型患者的SVR率为89.8%。本研究中快速病毒学应答(RVR)、cEVR和延迟病毒学应答(DVR)对SVR的阳性预测率分别为93.4%、90.8%和77.8%;RVR、EVR和DVR对SVR的阴性预测率分别为28%、93.3%和100%。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6.9%,但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仅为1.9%。 结论 中国RHC初治患者中绝大部分(91.0%)可获得cEVR,而通过cEVR分组对RHC初治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的疗效很好,这一治疗方案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目的 比较高三尖杉酯碱(HHT)±柔红霉素(DNR)联合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以 DNR为基础的方案治疗初诊中低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的疗效及耐受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将96例初诊中低危APL患者随机分配至HHT组、DNR组和HHT+DNR组,比较三组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总生存(OS)及无事件生存(EFS)情况。结果 HHT组31例,DNR组33例,HHT+DNR组32例,三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三组治疗方案诱导治疗CR率均为100%,无早期死亡患者。三组诱导治疗期间WBC达峰值的中位时间分别为9(1~27)、7(1~27)和4(1~23)d,HHT+DNR组短于HHT组(P=0.008)和DNR组(P=0.240)。三组治疗方案在维甲酸综合征 的发生率,达CR的中位时间,WBC峰值及血小板、红细胞、血浆输注量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所有患者均在巩固治疗阶段达分子生物学完全缓解(CMR),三组患者达CMR的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HT 组、DNR 组及 HHT+DNR 组的 3 年 OS 率分别为 95.0%、100.0%、91.0%;3年EFS率分别为93.0%、90.0%、85.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0.595和0.382)。三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以HHT联合ATRA为基础的诱导、巩固治疗方案可以有效治疗初诊APL,疗效与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方案类似,可以作为APL的治疗选择之一。
目的 评估国产伊马替尼(格尼可)与原研伊马替尼(格列卫)治疗初诊慢性期慢性髓性白血病(CML-CP)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6年3月期间诊断的323例≥18岁初诊CML-CP患者的临床资料,格列卫组205例,格尼可组118例,起始剂量均为400 mg/d。两组患者基线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间细胞遗传学疗效、分子学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生存的差异。结果 ①格列卫组与格尼可组中位治疗时间分别为13(0.5~36)个月和11(1~31)个月。②格列卫、格尼可组完全血液学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8.0%(201/205)对97.5%(115/118),χ 2 =0.123,P=0.725]。③格列卫、格尼可组 3、6、12 个月主要细胞遗传学反应率分别为(59.7±3.5)%对 (59.1±4.7)%、(79.8±3.1)%对(80.3±4.1)%、(89.2±2.6)%对(87.1±4.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0.084,P=0.772);格列卫、格尼可组3、6、12个月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率分别为(32.9±3.4)%对(35.2±4.5)%、 (58.3±3.7)%对(64.8±4.8)%、(87.4±3.0)%对(87.3±4.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0.660,P=0.417)。 ④格列卫、格尼可组伊马替尼治疗后6、12个月主要分子学反应率分别为(24.9±3.3)%对(16.3±4.0)%、(57.0±4.1)%对(55.3±7.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1.617,P=0.204);格列卫、格尼可组12个月分子学反应MR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9±3.2)%对(8.1±2.1)%,χ 2 =3.628,P=0.057]。⑤中位随访12个月 时,格列卫、格尼可组的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6.6±1.4)%对(93.3±2.5)%,χ 2 =2.293,P=0.130],无事件生存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95.6±1.5)%对(93.3±2.4)%,χ 2 =2.124,P=0.145]。⑥格尼可组患者耐受性良好,其不良反应与格列卫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国产伊马替尼格尼可与原研伊马替尼格列卫治疗CML-CP的疗效及安全性无明显差异。
目的 探讨一线抗结核药物在初治耐多药肺结核(MDR-PTB)的治疗中是否仍有应用的空间,为正确处理初治MDR-PTB提供依据。 方法 对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上海市所有登记的肺结核患者(共19 042例)采用“全面筛查”方式,共发现168例初治MDR-PTB患者,将具有上海市户籍或工作居住证并签订了知情同意书的114例患者纳入本次研究。经上海市MDR-PTB防治专家组分析讨论后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初治标准方案治疗。以患者强化期治疗不同效果进行分组,显效者继续完成12H-R-Z-E方案治疗(简称“标准治疗组”),无效者则给予耐多药方案治疗(简称“耐多药治疗组”)24个月,标准治疗组治疗成功的患者在疗程结束后每2个月随访1次,至信息采集截止时平均随访了16个月。观察两组治疗成功率、患者失访率、死亡率、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58例强化期显效者继续给予12H-R-Z-E方案治疗,56例无效者给予耐多药方案治疗,基本方案为6Cm-Lfx-Pto-PAS-Z/18Lfx-Pto-PAS-Z。标准治疗组和耐多药治疗组的治疗成功率、患者失访率分别为69.0%(40/58)和67.9%(38/56)、5.2%(3/58)和7.1%(4/5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01,P=0.899;χ2=0.66,P=0.192);标准治疗组和耐多药治疗组的死亡率、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0.0%和10.7%(6/56)、13.8%(8/58)和53.6%(30/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56,P=0.010;χ2=20.29,P<0.01)。其中标准治疗组中15例治疗失败者转入耐多药治疗组治疗,其治疗成功率为73.3%(11/15)、死亡率6.7%(1/15);标准治疗组40例治愈者有2例在疗程结束6个月后复发,经药物敏感性试验再次确诊为MDR-PTB。 结论 初治MDR-PTB患者采用12H-R-Z-E标准化疗方案治疗在治疗成功率、患者失访率方面与“延迟”进行耐多药治疗(初始未采用耐多药治疗方案,无效后使用)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一线抗结核药物治疗初治MDR-PTB仍有一定的空间,延迟进行耐多药方案治疗不影响治疗效果,且分类治疗有助于患者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和死亡率。
目的:探讨快速补液试验(扩容试验)前后中心静脉-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Pcv-aCO2)对感染性休克患者容量反应性的判断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15 年10 月至2017 年6 月北京协和医院内科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收治的感染性休克患者40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血流动力学监测及扩容试验,记录扩容前10 min 及扩容后即刻心率(HR)、血压、心排血指数(CI)、Pcv-aCO2 等基本生理学指标。扩容后即刻CI 较扩容前升高>10% 定义为容量反应阳性(有反应组),反之定义为容量反应阴性(无反应组)。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评价Pcv-aCO2 与CI 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扩容前Pcv-aCO2等生理学指标及其扩容后变化值对容量反应性的判断价值。按照扩容前Pcv-CO2 将患者分为>6 mmHg(1 mmHg=0.133 kPa)组和≤6 mmHg 组,评估Pcv-aCO2 对容量反应性的判断价值。结果:40 例患者均纳入最终分析,其中22 例患者表现为容量反应阳性,18 例表现为容量反应阴性。两组患者扩容前各项生理学指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扩容前比较,有反应组患者扩容后CI、血压显著升高,HR 显著降低,而Pcv-aCO2无明显变化;无反应组患者扩容后血压显著升高,而CI、HR、Pcv-aCO2 无明显变化;两组间Pcv-aCO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0 例患者扩容前Pcv-aCO2 与CI 有良好的相关性(r=-0.391,P=0.012),但扩容后两者的相关性减弱(r=-0.301,P=0.059),且两者的变化值亦无明显相关性(r=-0.164,P=0.312)。扩容前Pcv-aCO2及变化值(ΔPcv-aCO2)均无法准确判断容量反应性,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50〔95% 可信区间(95%CI)=0.32~0.69〕和0.51(95%CI=0.33~0.70);扩容前HR、血压及其变化值对患者容量反应性也均无判断价值。扩容前Pcv-aCO2>6 mmHg 组(n=16)扩容前CI 值显著低于≤6 mmHg 组(n=24;mL·s-1·m-2:48.3±11.7 比65.0±18.3,P<0.01),Pcv-aCO2 显著高于≤6 mmHg 组(mmHg :8.4±1.9 比2.9±2.8,P<0.01)。扩容前Pcv-aCO2>6 mmHg 组患者扩容后Pcv-aCO2 显著降低,ΔPcv-aCO2 与≤6 mmHg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mHg:-3.8±3.4 比0.9±2.9,P<0.01)。扩容前Pcv-aCO2>6 mmHg 组有68.8%(11/16)的患者容量反应阳性,其扩容前Pcv-aCO2 及ΔPcv-aCO2 均可准确判断容量反应性,AUC 分别为0.85(95%CI=0.66~1.00)和 0.84(95%CI=0.63~1.00);当阈值分别为8.0 mmHg 和-4.2 mmHg 时,阳性预测值均达1。扩容前Pcv-aCO2≤6 mmHg 组有45.8%(11/24)的患者容量反应阳性,其扩容前Pcv-aCO2 及ΔPcv-aCO2 对容量反应性均无判断价值。结论:扩容前Pcv-aCO2≤6 mmHg 的感染性休克患者扩容前Pcv-aCO2 及变化值均无法准确判断容量反应性;但当扩容前Pcv-aCO2>6 mmHg 时,其扩容前Pcv-aCO2 及变化值则均能可靠地判断容量反应性。临床试验注册: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Clinical Trials), NCT01941472。
目的 分析初治肺结核患者体重变化与口服异烟肼剂量的关系,探讨异烟肼使用剂量的合理性。方法 采取回顾性调查分析法,收集1955年5月至2012年12月北京胸科医院住院的初治肺结核患者,排除老年性肺结核、耐药肺结核、肺外结核病和各种合并症及并发症患者。选取时间段分为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00年和2010年代;50-60年代和70年代每年每月抽取部分病例,80年代以后每隔5年抽取1年的部分病例,分别统计各时间段纳入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和治疗方案中每天应用异烟肼的剂量,比较不同年代住院肺结核患者体重变化趋势与所服异烟肼剂量的变化。共纳入病例1 398例,其中男924例,女474 例,平均年龄为(36.7±14.4)。统计方法:本研究数据的分析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P<0.05。两两比较单样本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非参数检验,检验水准α=0.003。结果 2000年代与50-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比较,患者体重显著增加分别为3 kg、3.5 kg和3 k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3);2010年代与70年代比较,患者体重增加1.5 kg,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02),而异烟肼治疗的剂量无论体重大小始终未变。90年代、2000年代及2010年代后异烟肼剂量随着患者体重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为5.41/kg、5.17/kg及5.36/kg,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近60年住院肺结核患者的体重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其中体重与异烟肼药物剂量密切相关,无论体重大小常规使用异烟肼0.3 g/d的治疗剂量可能存在血药浓度较低的现象。为防止异烟肼耐药,提高肺结核的治愈率,应根据患者体重的变化适当合理提高异烟肼的治疗剂量。
目的 探讨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血症和卒中样发作(MELAS)患者的临床表现规律。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7—2015 年来我院就诊的 190 例 MELAS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175 例检测到线粒体 DNA 致病性突变,余15 例通过肌肉活体组织检查确诊。 统计卒中样发作的各种诱发因素、患者的首发表现以及不同临床表现的出现频率。 结果 入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1.44∶1,中位数发病年龄为14 岁(7 个月 ~45 岁),发病年龄高峰在 8 ~12 岁。 首次卒中样发作的中位数年龄为 16 岁(1 ~53岁),46畅15%(66/143) 的患者发作前有诱因,劳累(37.88%,25/66) 和上呼吸道感染(34.85%,23/66)最常见,其他诱因包括情绪激动、饮酒、外伤、停用抗癫痫药、受惊吓、饱食、饥饿等。 卒中样发作占首发表现的 70.53%(134/190),随疾病的发展可出现在所有患者中。 神经系统症状包括癫痫发作89.42%(169/189)、智能发育迟滞或痴呆 82.87%(150/181)、头痛 74.30%(133/179)、偏盲或皮质盲 67.72%(107/158)、运动不耐受 50.87%(88/173)、偏瘫或偏身麻木 47.44%(74/156)、感音神经性耳聋 46.20%(85/184)、各种类型的失语 39.47%(60/152)、精神行为异常17.71%(31/175)、眼外肌瘫痪 9.60%(17/177)。 非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多毛 67.57%(100/148)、呕吐 65.58%(101/154)、 发热 62.07%(90/145)、身材矮小 45.32%(63/139)、腹泻或便秘 43.48%(70/161)、低体重指数26.62%(37/139)、糖尿病20.79%(37/178)和肾脏损害3.16%(6/190)。 结论 该组 MELAS 患者发病多在儿童期,男性多见,常见症状依次为癫痫发作、智能发育迟滞或痴呆、头痛、皮质盲、多毛、呕吐和发热。
目的 探讨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出现多重抗神经元抗体阳性的临床意义。方法 对2013年5月至2014年12月送检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实验室的不明病因脑炎患者的血清和脑脊液,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脑炎多项抗体检测,包括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抗体、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CASPR2)抗体、抗α-氨基-3-羟基-5-甲基-4-异恶唑丙酸受体(AMPAR)抗体、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1蛋白(LGl1)抗体、抗γ-氨基丁酸B型受(GABABR)抗体;对阳性样本同时采用免疫印迹法进行副肿瘤相关抗体(抗Hu、Yo、Ri抗体等)检测,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进行水通道蛋白4(AQP4)抗体的检测。结果 在531例脑炎相关抗体阳性患者中合并其他抗体阳性的患者仅有10例,包括:5例抗GABABR抗体阳性患者中同时合并抗Hu抗体阳性,其中1例抗NMDAR抗体亦呈阳性;1例抗NMDAR阳性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多次复发后出现AQP4抗体阳性;1例抗LGI1抗体合并抗CASPR2抗体阳性;I例抗LGl1抗体合并抗Yo抗体阳性;2例抗AMPAR抗体分别合并抗CV2抗体、抗Hu抗体阳性。全部病例的临床表现均符合脑炎或者边缘性脑炎,其中3例合并脑干受累,1例合并感觉性周围神经病,1例合并肌肉疼痛与束颤,7例对免疫治疗有效,7例合并肿瘤(经病理或影像检查确定),包括肺癌5例、可疑胸腺瘤1例、未明病因纵隔占位1例。结论 多重自身抗体的存 在,可影响患者的临床表现,导致临床综合征的变异与叠加。合并副肿瘤相关抗体阳性对潜在的恶性 肿瘤具有提示意义。
目的:探讨Sonic hedgehog(Shh)在糖尿病肾脏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中的表达及其与肾间质纤维化的关系及临床意义。方法:收集40例DKD、12例正常肾脏组织的病理切片标本,并收集患者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1c)、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Alb)、血肌酐(SCr)、尿素氮(BUN)水平、24 h尿蛋白定量等临床数据。通过CKD-EPI公式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Masson染色观察肾脏病理形态并依据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管病变评分分为4组,分别为正常、1级、2级、3级纤维化。免疫组化检测Shh、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在DKD中的表达,分析DKD患者中Shh与α-SMA表达的相关性以及与HbA1c、24 h尿蛋白定量、血肌酐、eGFR的相关性。结果:正常肾脏Shh的表达很少,而DKD患者中Shh表达显著增加,主要表达在近端、远端肾小管上皮细胞,以近端小管为著。随着间质纤维化程度加重,Shh阳性强度逐渐增加(P<0.05)。α-SMA主要表达于肾间质中,随着纤维化分级增加,α-SMA在肾间质中的表达增加,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Shh在DKD肾间质纤维化中的阳性程度与α-SMA呈正相关(rs=0.82,P<0.001),与HbA1c呈正相关(rs=0.54,P<0.001),与血肌酐呈正相关(rs=0.67,P<0.001),与24h尿蛋白定量呈正相关(rs=0.61,P<0.001),与eGFR呈负相关(rs=-0.65,P<0.001)。结论:DKD患者中肾小管上皮细胞高表达Shh,提示Shh信号通路被激活,可能是DKD肾间质纤维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的:了解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的现状和心原性休克患者应用IABP的影响因素。方法:纳入中国急性心肌梗死(CAMI)注册研究(多中心前瞻性注册研究)中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在国内107家医院连续入选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6 592例,去除重要资料缺失患者30例后,最终分析急性心肌梗死患者26 562例。分析IABP的临床应用情况,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合并心原性休克AMI患者接受IABP治疗的因素。结果:共785例(3.0%)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应用IABP,其中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前预防性应用占49.9%(381/763),合并机械并发症占0.8%(6/785)。在984例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原性休克患者中,接受IABP治疗患者占12.0%(118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心原性休克患者接受IABP治疗的因素包括血脂异常(OR=2.858,95%CI 1.397~5.846,P=0.004)、左心室射血分数(OR=0.977, 95%CI 0.961~0.994,P=0.009)、应用多巴胺(OR=2.517,95%CI 1.500~4.224,P=0.001)、冠状动脉左主 干病变(OR=2.817,95%CI 1.495~5.308,P=0.001)、GRACE 评分(OR=1.006,95%CI 1.000~1.011,P=0.034)、接受急诊PCI(OR=4.508,95%CI 1.673~12.146,P=0.003)、三级医院(OR=2.562,95%CI 1.498~4.384,P=0.001)和患者受教育程度高(OR=2.183,95%CI 1.056~4.509,P=0.016)。结论:在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近半数患者在急诊PCI 前预防性应用IABP,仅少量心原性休克患者应用IABP。病情严重程度、医院级别和患者受教育程度对心原性休克患者应用IABP 有影响。
目的 探讨应用国产主动脉瓣膜(Venus-A瓣膜)对重度主动脉狭窄患者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的效果。 方法 2012年9月至2015年1月,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在5家大型心脏病中心(包括阜外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连续入选STS积分≥4%的外科手术中高危或手术禁忌重度主动脉狭窄患者101例,应用Venus-A瓣膜实施TAVR。主要研究终点为TAVR术后1年内的全因死亡或卒中;次要研究终点包括TAVR术后1年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结果 98例(97.9%)患者成功行TAVR,其余3例患者转外科手术治疗。85例患者应用1个Venus-A瓣膜完成TAVR,13例患者采用瓣中瓣技术置入2个Venus-A瓣膜。术后7 d,发生卒中1例(1.0%),急性心肌梗死2例(2.0%),心包积液5例(5.0%),严重血管并发症6例(5.9%),死亡2例(2.0%);超声心动图显示,主动脉瓣跨瓣压差低于术前[11(8,15) mmHg (1 mmHg=0.133 kPa)比59(45,71)mmHg,P<0.01],未发现主动脉瓣瓣环破裂和瓣叶血栓。术后6个月,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的比率高于术前[94.4%(84/89)比21.3%(21/89), P<0.01]。术后1年,主要研究终点发生率为7.9%(8/101),其中全因死亡发生率为5.9%(6/101),卒中发生率为2.0%(2/101)。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术后1年累计生存率为94.1%。 结论 使用Venus-A瓣膜对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行TAVR近中期疗效确切,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探讨我国人群长期血压变化及其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的关系。 方法:入选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队列研究(CMCS)中参加1992—1993年和2007年2次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并随访至2013年12月31日的研究对象5 752人。根据2次调查中的血压水平进行分组。采用竞争风险模型分析15年血压变化与20年急性心血管事件、急性冠心病事件和卒中事件风险的关系。 结果:入选的5 752人中基线血压<130/80 mmHg(1 mmHg=0.133 kPa)、130~139/80~89 mmHg及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或口服降压药物)者分别有2 892人(50.3%)、1 328人(23.1%)和1 532人(26.6%)。15年间,基线血压130~139/80~89 mmHg的人群中有870人(65.5%)进展为高血压,279人(21.0%)仍维持在该水平。调整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吸烟、糖尿病、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后,与血压一直维持在<130/80 mmHg的人群相比,15年间血压维持在130~139/80~89 mmHg的人群急性心血管事件、急性冠心病事件和卒中事件发病的风险比(HR)和95%CI分别是2.04(1.16,3.57)、3.29(1.30,8.35)和1.63(0.80,3.33);进展为高血压者急性心血管事件、急性冠心病事件和卒中事件发病的HR和95%CI分别是2.81(1.84,4.29)、3.17(1.43,7.03)和2.71(1.65,4.44)。 结论:血压长期处于130~139/80~89 mmHg的人群进展为高血压的风险较高,血压长期处于130~139/80~89 mmHg及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病发病风险也较高,应注意早期预防。
目的 了解埃博拉病毒病(EVD)患者就诊时临床特征,为医务人员提供对该病的诊治经验。方法 记录解放军医疗队首批援非医疗队在塞拉利昂塞中友好医院收治的62例疑似EVD患者接诊时患者信息、病史和症状。采用反转录(RT)-PCR检测明确或排除诊断,分析埃博拉病毒(EBOV)阳性和EBOV阴性患者在就诊时症状的差异。两组间患者年龄、发病至住院时间的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结果 62例留观者中,男35例,女27例,平均年龄(27.3±15.4)岁。EBOV阳性组40例,EBOV阴性组22例。EBOV阳性组患者潜伏期2~24 d,平均(8.8±5.7) d,且入院时发热、恶心或呕吐、腹泻、乏力、纳差、咽痛阳性率均高于EBOV阴性组患者(均P<0.05);虽然眼痛、呃逆、失眠发生率在EBOV阳性组较低,但均未在EBOV阴性组出现。EBOV阳性组有1例患者入院时有血便。EBOV阳性组入院时平均出现(8±5)个症状,EBOV阴性组平均出现(4±3)个症状,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6,P=0.001)。应用症状数量判断EVD的阈值为6,其敏感度为50.0%,特异度为86.4%,阳性预测值为87.0%,阴性预测值为48.7%。62例留观者中,36例有明确与EVD疑似或确诊者接触史,其中EBOV阳性组22例(55.0%),EBOV阴性组14例(63.6%),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4,P=0.596)。在有明确接触史的36例留观者中,EBOV阳性组发热19例(86.4%)、乏力20例(90.9%),EBOV阴性组发热6例(42.9%)、乏力5例(35.7%),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在EVD疑似患者中,EBOV阳性患者较EBOV阴性患者在入院时阳性症状更多,主要为发热、恶心或呕吐、腹泻、乏力、纳差、咽痛等,虽然症状并非特异性诊断指标,但仍有助于医务人员对该病的早期识别。
目的 分析2016年全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情况及与2014年和2015年相关指标的变化差异。方法 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使用情况以及患者登记、管理、治疗情况等进行分析。结果 截至2016年底,全国2 801个区县(98.14%,2 801/2 854)使用信息系统。全国在册患者5401150例,报告患病率3.96‰(5401150/1362466686);在管患者4873977例,管理率90.24%(4873977/5 401 150),规范管理患者3665720例,规范管理率67.87%(3665720/5 401 150);服药患者2528143例,服药率51.87%(2 528 143/4 873 977);规律服药患者1594562例,规律服药率32.72%(1594562/4 873 977);病情稳定患者3265761例,病情稳定率68.68%(3265761/4 754 801)。病情稳定率与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呈正相关(r分别为0.578、0.733、0.495、0.536,均P<0.05)。与2015年相比,系统使用区县增加了27个,在册患者增加479 645例,管理率、规范管理率、服药率、规律服药率、病情稳定率分别增加3.84%、22.93%、3.16%、2.31%、7.37%。2016年登记的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患者未治期分别为3.89、4.40、3.06、3.01、5.64、16.56年,均短于2015年。结论 2016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系统覆盖范围扩大,登记患者人数持续增长,患者管理和服药水平有所提高,未治期持续缩短。
目的 明确土三七相关肝窦阻塞综合征(HSOS)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诊疗状况。方法 纳入2010年1月至2017年5月于全国29家医院被诊断为HSOS的458例住院患者,其中239例与土三七相关。以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导致HSOS的西雅图标准,分析土三七相关HSOS临床征象的诊断价值;以肝脏活组织穿刺病理诊断作为金标准,评价土三七相关HSOS影像学征象的诊断价值;以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和犓犪狆狆犪值进行诊断价值评估。预后危险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分析。结果 在362例HSOS患者的药物相关性病因中,土三七239 例(66.02%)。239 例土三七相关HSOS患者中,腹水232例(97.07%)。腹水诊断HSOS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97.07%和75.86%,Kappa值为0.751。斑片状和(或)地图样强化、CT 表现为不均匀低密度或MRI表现为不均匀信号的敏感度分别为100.0%、97.4%,特异度分别为88.9%、100.0%,Kappa值均≥0.75,一致性极好;斑片状和(或)地图样强化、CT 表现为不均匀低密度或MRI表现为不均匀信号与腹水诊断HSOS的准确度均>90%。239例土三七相关HSOS患者中,229例(95.82%)采用保肝药和利尿剂治疗,105例(43.93%)采用抗凝治疗;病死率为8.37% (20/239),病情未好转或恶化占17.57% (42/239)。血清 TBil和LDH 升高与HSOS的预后不良有关(相对危险度为1.012和1.009,犘均<0.05)。结论 我国HSOS住院患者的主要病因是使用土三七,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水。斑片状和(或)地图样强化、CT 表现为不均匀低密度或MRI表现为不均匀信号是HSOS的主要影像学征象。对于土三七相关HSOS,缺乏可靠、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死率相对较低。